3月22日，七一网（由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当代党员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全国性党建门户网站）刊发学校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副馆长郑劲松撰写的党史故事《张闻天在重庆》，是目前第一篇全面起底张闻天同志与重庆的文稿，文稿特别还提到张闻天同志曾在学校办学源头之一的川东师范学校任教的珍贵故事，原文如下：

 1925年5月24日，虽然刚入夏季，但“火炉”重庆已相当闷热。伴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艘轮船缓缓驶离朝天门码头，向东顺江而去。一位教书先生模样的青年手抚船舷，神情忧郁而无奈。前一年的10月，他才满怀希望地来到重庆，仅仅半年就被迫离开。所以，和闷热的天气相比，他的内心更加沉闷。

 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张闻天。只不过他此时的身份是：因传播革命思想，被重庆地方军阀扣上“煽惑青年”罪名而“勒令离川”的川东师范学校语文教员。

 川东师范学校是今天的西南大学办学源头之一，虽然张闻天只在这里任教两个多月，但他，连同在此短暂任教的萧楚女、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重要人物却为重庆，也为这所百年学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张闻天究竟是为何来到重庆、来到川东师范学校，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而被迫离开呢？

 查党史资料和一些传记、文献知：张闻天，1900年出生于江苏南汇县张家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机场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张应皋，系启蒙老师所取，闻天、应皋均源出《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句，后来由于革命需要，他还长期化名洛甫。张闻天早年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学习，受《新青年》影响倾向革命。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身学生运动，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并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至1923年，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1931年初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年9月，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常委。1933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随党中央、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处事公道，作风民主。

 不难看出，张闻天到重庆时还没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重庆岁月也很少在一般简历中出现，所以鲜为人知。那，他为什么要来到重庆，又是如何与重庆结下这份不解之缘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份美国的华侨报纸和张闻天的美国之行。

▲张闻天手稿

 张闻天曾留学日、美、苏三国，这在我党早期领导人中极为罕见。1922年8月20日，张闻天从上海乘中国远洋轮南京号前往旧金山，开始一年多的美国勤工俭学生活。其间，他一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一面又兼做旧金山华侨中文报纸《大同报》编辑工作，而时任《大同报》总编辑的康纪鸿，就是四川安岳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也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与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的张闻天颇有渊源。1924年1月，张闻天从美国返回上海，继续在曾经工作过的中华书局任编辑。这时的张闻天，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有“少年翻译家”和“少年文学家”的美誉，文学译著已达50万字，四五月间又完成了《旅途》和《青春的梦》两部重要作品。进入创作高峰期的张闻天由于无正常的作息时间，影响了中华书局编辑业务，中华书局的主持有些怨言，张闻天也不愿受写字间的束缚，决心离开中华书局。这时，《大同报》总编辑康纪鸿回到四川成都，得知张闻天在中华书局干得不顺心，便力邀其到四川做事。于是，张闻天离开上海，于1924年10月到达重庆，本想在重庆稍事逗留就去成都，没想到，少年中国学会会友蒋锡昌两个月前先到了重庆，他力劝张闻天跟他一道来到重庆的四川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做一名英语教员。

 四川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于1914年创办，简称“渝女师”或“二女师”，校址在今重庆29中内。新中国成立后，川东师范学校等合并，历经多次调整，其中大部分发展成为重庆第一师范学校，校址在今天的重庆市北碚区，2003年后，并入重庆师范大学，成为该校初等教育学院。“渝女师”的一部分发展成为后来的重庆教育学院，现在的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所以，张闻天、萧楚女、杨闇公等早期共产党人在重庆多所学校都留下了红色足迹，引发师生们的追怀。

 那时，张闻天完全以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姿态现身重庆，利用学校讲坛和由萧楚女担任主笔的《新蜀报》作为阵地，弘扬五四精神，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反对旧道德、旧制度，推动了重庆的思想启蒙运动。张闻天还组织部分觉悟较高的学生学习《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使学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张闻天的这些言行自然引起了重庆军阀和顽固保守势力的憎恨，他们恶意造谣，迫使张闻天难以继续在二女师执教。恰巧，当时的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即川东师范学校）也想邀请一些有名望的教师来进行教学。于是，1925年3月，张闻天应聘到了川东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其间，张闻天主编了生平第一份刊物——《南鸿》周刊。

▲张闻天在重庆主编的《南鸿》周刊等报纸

 《南鸿》本是由巴县中学毕业生邵正纲、平民公学教员邓雨甘、川东师范学生曹民熙等几人创办，用来以文会友的油印小刊物，不定期出版，影响不大。张闻天到来后，指导他们扩大“南鸿社”，并联络川东师范、巴县中学、二女师等校进步青年，将油印改为铅印，自己亲自任主编，该刊也随即成为重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张闻天在接手后的《南鸿》发刊词中写道：“重庆这个地方的空气实在太闭塞、太干燥，并且太沉闷了。”这里的“空气”当然是一种比喻，指当时的重庆仍然是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统治的地方，闭塞而落后。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反抗一切压抑青年清新的思想与活跃的行动的旧道德、旧思想与旧制度，我们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的新文艺与新生活。”这篇发刊词连同那篇《“死人之都”的重庆及其他》一文，言辞激烈，犹如在一潭死水中扔入一块巨石，引发强烈关注。研究者发现，八期《南鸿》中共登载文章53篇，除发刊词外，张闻天以“张闻天”“罗蔓”“飘蓬”“长虹”“大风”等名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生命的激流》等16篇文章，占总量近三分之一，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较大反响。

 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南鸿》引起重庆军阀和顽固势力的恐慌。1925年5月中旬，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勒令巴县知事会同警察厅将其所办《南鸿》《爝光》等两种出版物封禁，并勒令萧楚女、张闻天等人“两周离渝”。1925年5月24日，张闻天被迫离开重庆返回上海。

 张闻天离开后，重庆的南鸿社员将《南鸿》更名为《夜鹰》，作为南鸿社的第二份刊物继续出版，并在《新蜀报》设立通讯处。离开后的张闻天还在《夜鹰》上发表了《“青年之敌”》《嘉陵江上的晚照》和《别重庆的朋友》等重要文章。

 重庆之行特别是《南鸿》周刊的经历，使张闻天的思想发生了巨变。虽然之前张闻天也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文学研究会等进步社会团体，但它们的“科学救国”和“文学救国”等主张无法拯救当时的中国。所以，如同当年好多优秀知识分子一样，张闻天在继续寻找真理。

 1943年12月，张闻天在自己的《整风笔记》中写到：“在重庆时期，我同共产党人萧楚女、杨闇公等熟悉，他们到处动员青年团员支持我的斗争，同我结成了反对反动学校当局的统一战线。我们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斗争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使我思想上又起了新的变化。我深深觉得要战胜这个社会，必须有联合的力量，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是做不到的，而共产党是反抗这个社会的真正可靠的力量。此时，我有了加入共产党的动机。”

 1925年5月30日，张闻天回上海后没几天，上海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次日，血气方刚的张闻天就走上上海街头，投入示威群众队伍的洪流。1925年6月初，经由董亦湘、沈泽民介绍，张闻天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个职业革命家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此开始。